怎么也没想到会到千里之外的沈阳去，而且连续去了六次，一去就是半月二十天时间。这还不算，我居然和沈阳有了一个约定：以后每年花开时节去一次沈阳。
这个约定缘于我的眼病。
2003年夏天，我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视野越来越小，而且眼干、眼困、眼涩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我赶紧到西安的一所医院寻求治疗，一名年轻的眼科硕士告诉我，我患的是高度近视性黄斑变性，在国际上也属于眼科顽疾。我将信将疑。之后，通过朋友介绍，我怀着满腔热情慕名找到西安另一所医院的一位老太太，据说是从美国归来的眼科专家。老太太一边借助仪器检查，一边不容置疑地告诉我：小伙子，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那一瞬间，我心凉了！回家后，我通过电话、网络四处求医，但结果让我非常失望，专家、教授的回答如出一辙：多休息，少用眼，多补充点维生素，保持愉快的心情，再没什么好办法了。有一位专家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趁早学点盲文。直到2004年夏天，不经意间在电视上看到沈阳“中俄眼科”的一条广告：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当时眼前一亮，但理智告诉我这肯定是夸大其词，十有八九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一直拖到冬天，经不住妻子的一劝再劝，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踏上了去沈阳的行程，谁知这一去竟然跟沈阳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实在话，第一次走进“中俄眼科”，我很失望。我所想象的“中俄眼科”应该非常气派，而眼前的境况跟我的想象差距很大。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死马权当活马医，我还是按照俄罗斯专家的建议做了手术。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手术似乎有点效果。出院时，医生叮嘱我以后最好每半年入院治疗一次。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加之路途遥远，我把专家的建议打了一半折扣，每年去沈阳治疗一次。六次治疗下来，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喜出望外：我的视野基本恢复正常，视力有所提高，尽管提高得很慢很慢，而且提高的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这种病能控制住，不再发展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正因为这种病很难治愈，我还是有点担心，怕上帝什么时候一不小心关闭了我心灵的窗户。因此，我决定每年去沈阳接受一次治疗，尽管路途遥远，尽管每次治疗都会有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之所以选择在花开时节去沈阳，是因为春天孕育着希望，我希望沈阳的春天能给我带来好运！
记得数年前一个冬天的午后，我一个人来到小城的中心广场，静静地打量着周围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人群，贪婪地欣赏着阳光下的景观树和充满生机的草坪，下意识地观察着每一个从我面前走过的行人或大或小的清澈而明亮的眼睛。没有人知道，坐在那里的是一个忐忑不安的人，是一个不知所措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却不敢想像未来的人，是一个喜欢制造造诗意却心情糟糕透顶的人。直到我去了沈阳，认识了一拨又一拨来自天南地北的病友，才知道其实每一个病人的心灵都非常脆弱，特别是当他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在医院，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说，自己为治眼病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花了多少冤枉钱，几乎要放弃治疗了，几年了怎么就寻不上这么个医院！那腔调有几分委屈，有几分怨恨，也有几分庆幸。我曾经问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七十多岁的病友以后会不会坚持来沈阳看眼，老太太态度坚决，声音洪亮：我来五次了，以后每年都要来，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瞎不了的地方，怎么能不来！我到八十岁也不想瞎！上海一位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的老教授跟我有过两次不期而遇，他虽然定居澳大利亚多年，但每年都要在老伴的陪护下风尘仆仆地去沈阳看眼病，老头不慌不忙，一幅心平气和的样子，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这些病友的坚持，让我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几年来，我渐渐学会了坦然面对自己的病情，但是我不会放弃努力，我不希望将来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因此我很在意跟沈阳的那个约定。至于这个约定什么时候到期，我自己也不得而知。